聚焦千古之谜三星堆

被誉为“世界第九大奇迹”的“三星堆”古城和古文化遗址，经过70年的考古发掘、研究，至今仍有太多久悬的谜团未能破解。12月4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队接到国家文物局紧急下达的发掘指令，再次向这一千古之谜发起冲击，在月亮湾古城墙侧开挖500平方米的探方，进行世纪末的最后一次考古发掘。

在发掘现场，有被划分为每个25平方米面积大小的20个探方。目前已在约10厘米下的表土层触及到三星堆遗址晚期文化层。据悉，此次发掘地紧邻燕家大院和前几年有重大考古发现的月亮湾内城墙，属当时三星堆古国的内城区，极可能就是一直推测中三星堆古国宫殿所在区域，不排除届时有惊天考古发现的可能。

80年代，成都平原中部的三星堆遗址夏商时期古蜀文化城址（考古学称三星堆文化）的发现与研究，特别是城内两个商代祭祀坑的发掘，曾引起海内外学者的瞩目，被国外媒体报导为本世纪最重要的考古发现之一。

正在进行中的三星堆遗址考古发掘于日前发现的3条古代废弃水沟，专家初步考证后认为，这3条废弃水沟为目前所发掘地带是三星堆古王国中心城区的论断进一步提供了依据。

位于四川省广汉市境内的三星堆是距今5000年至3000年之间的古蜀王国遗址，据考证，三星堆古国大约在3000年前曾相当发达、繁荣，对周围地区的影响半径达到了1000公里，并形成了一条联接西亚地区波斯、埃及等国的联系通道。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认为，这条比我国著名的南丝绸之路早了约1000多年的对外通道，既迎来了朝圣者，也迎来了世界各地的商人，孕育了灿烂而又独特的三星堆文明。

但令专家们惊奇的是，三星堆祭祀坑作为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商代五大祭祀遗址，在历史上却没有任何记载，在三星堆所有出土文物中，除了金杖上有一些符号外，也没有发现任何文字。一个拥有高度文明的古国是否真的没有文字？这已成为今天历史学家们感兴趣的一个谜。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上千件国宝级文物轰然显世。其中，造型怪异的青铜面具、精美的玉器等更是作为稀世之宝震惊了世界。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告诉记者，商代中国的青铜器冶炼工艺已比较发达，但中原地区出土的青铜器多为礼器，也可作生活用具，刻满铭文的鼎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重要代表，也是权力的重要象征。但在三星堆出土的众多青铜器具中只有铜尊等与中原地区的类似，而数量庞大的青铜人像、青铜面具、青铜动物等不能归属于中原青铜器的任何一类，青铜器上也没有留下一个文字，这简直让人不可思议。

据有关专家的研究表明，距今4800－2800年，也就是三星堆文化的鼎盛时期，古蜀国文化的影响力波及范围近千公里，西及云贵高原，北到陕西、甘肃。张继忠说，古蜀国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化中心，在出土的各种文物中可以看到中原、荆楚文化甚至西亚文化对其深刻的影响，这说明当时的文化、经贸交流活动频繁，但三星堆文明又绝不是任何一种文明的重复和翻版，它是卓而不群的，因其浓郁而别具一格的自身特色而让人叹为观止。专家考证认为，三星堆出土文物表明长江流域同黄河流域一样，同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

据中国考古学会理事、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赵殿增先生介绍，其实三星堆遗址在史书典籍中没有任何记载。如此宏大的古城，如此发达的古代文明，为什么出现和消失得这样突然，为我们留下了无数的谜团。

首先呈现出来的是三星堆文化的时代、地域和文化性质之谜。三星堆文化的认识和三星堆遗址的正式发掘，是从1980年开始的。三星堆遗址可分为4期，各期文化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一定区别。相似的文化遗址分布在以成都平原为中心直到三峡内外的广大地区。在长达两千年、宽达上千公里的时空范围内，它是一个还是几个文化？有几个区域或类型？其性质、面貌和关系如何？都还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存在一些不同的意见。

其次是三星堆文化的主人之谜。从目前发现的大量遗迹遗物可以看出，三星堆遗址的繁荣时期，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中心。是谁在这里创造出如此辉煌的成就？成为人们最为关心的话题之一。从总体上看，它所反映的应该就是古代巴蜀特别是蜀人的历史进程，或者说是巴蜀文明兴亡的全过程。这一过程可以分为5个阶段，其中距今4000——3000年间的三星堆文化繁荣时期，是第一个发展高峰，是巴蜀文明正式形成的阶段。处于这一时期的“三星堆文化”的主人，目前主要有“鱼凫氏蜀王”和“杜宇氏蜀王”两种看法。前一种意见认为，鱼凫氏蜀人是三星堆文明的主要创造者。上述哪种看法更接近于历史的真谛，尚待更多的材料和更深入的研究加以验证。

第三是三星堆文化的来源之谜。这是一个更加难解的古史之谜。三星堆文化看似非常突然地出现在川西平原之上，并形成繁荣而奇特的古代文明。它包含了大量外来文化因素，如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殷商文化以及南亚、西亚地区的文化内容，更有一大批独树一帜的器物和艺术作品。近年来发现安德堡墩文化遗址群，又为寻找三星堆文化的本土渊源提供了线索。三星堆文化到底是怎样形成的，目前还没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从史料传说的角度，又有蜀人来自西部山区等说法，夹杂在神话故事之中。研究的角度也有“传播论”和“影响论”等不同的观点。有的更具体指出是来自舜“窜三苗于三危”，“早期蜀人是由当地的濮人和西迁的部分三苗之众融合而成的”；有的说“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在夏末商初时，有迁入成都地区的夏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相结合所创造的一种新型文化遗存”。其实，影响三星堆文化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它可能是以本地文化为主，吸收多种的外来文化而成的，其中可能包括三苗（石家河文化）、夏（二里头文化）等因素，但不一定就是在舜迁三苗、桀奔南巢时才传入的。三星堆文明正是多元文化撞击而生的文明之光，具体分析各种因素的来源，将有助于揭开三星堆灿烂文化的起源之谜。

另一个重大的谜团是三星堆文化为什么突然消失了。从三星堆遗址的情况可以看出，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和古遗址群在商周之际突然放弃，至今仍基本保持了当年的地形地貌，即为我们存留下宝贵的遗产，又为后人留下了无限的迷茫。目前主要有水患说、迁移说、亡国说和改朝换代说等。上述各种看法都还未能形成比较公认的结论，三星堆遗址的突然废弃和三星堆文化的迅速消失仍然是未解之谜。

三星堆遗址及其出土文物的许多重大学术问题，至今仍是难以破译的千古之谜。专家学者对归纳出的其中“七大千古之谜”仍争论不休。

第一谜，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目前有其来源与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有关、与川东鄂西史前文化有关、与山东龙山文化有关等看法，即人们认为三星堆文化是土著文化与外来文化彼此融合的产物，是多种文化交互影响的结果。但究竟来自何方？

第二谜，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目前有氐羌说、濮人说、巴人说、东夷说、越人说等不同看法。多数学者认为岷江上游石棺葬文化与三星堆关系密切，其主体居民可能是来自川西北及岷江上游的氐羌系。

第三谜，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

三星堆古蜀国是一个附属于中原王朝的部落军事联盟，还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已建立起统一王朝的早期国家？其宗教形态是自然崇拜、祖先崇拜还是神灵崇拜？或是兼而有之？

第四谜，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外来文化影响的产物？

第五谜，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

第六谜，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坑属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年代争论有商代说、商末周初说、西周说、春秋战国说等，性质有祭祀坑、墓葬陪葬坑、器物坑等不同看法。

第七谜，晚期蜀文化的重大之谜“巴蜀图语”。三星堆出土的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某种宗教符号？可以说，如果解开“巴蜀图语”之谜，将极大促进三星堆之谜的破解。

神秘的三星堆之谜还有很多，三星堆古代文明正是以其神秘的历史、神奇的艺术、神圣的信仰而具有神话般的色彩，充满无穷的魅力，留给人们无限的想象和探索空间。

据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继忠介绍，三星堆遗址的发掘还不足百分之一，预计总共有12平方公里的范围属重点发掘区，但按目前的进度来看，至少需要整整100年时间才会初见成效。这主要是由于受到技术及繁琐的申报程序，尤其是资金等方面的限制，仅靠地方财政拨款绝对远远不够，目前三星堆博物馆仍有数百万元的贷款无法偿还。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广汉市南兴镇北，面积达12平方公里，是四川境内目前所知的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1988年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自1929年春天开始，拉开了对三星堆半个多世纪的发掘研究历程。

第一个时期为发现阶段。1933年，前华西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及其助手林名均首次对三星堆进行发掘，获取了大量的玉石器，其丰硕的考古成果受到当时旅居日本的郭沫若先生的高度评价，称其为“华西考古的开拓者”。三四十年代，四川考古界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对三星堆进行探索、研究。

第二个时期为新中国成立后至70年代末期，为三星堆的主动探索阶段。这一阶段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曾联合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多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大片房屋遗址。同时，西南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带领四川大学首届考古专业的学生收集了大量流失民间的玉器，为三星堆80年代的重要发掘作了详尽的资料积累工作。

第三个时期为80年代至今的科学发掘阶段。1986年7月至9月，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使三星堆名扬海内外。至今对三星堆遗址进行的13次发掘，比较系统和科学地确立了三星堆是古蜀文化的中心，它将四川的历史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并再次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学说。这一期间的研究也使三星堆遗址的面积，其东、西、南三面城墙和北面的天然屏障位置得以确认。

7月26日，三星堆遗址所在地召开的“殷商文明暨纪念三星堆遗址发现七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多个国家的30多名考古学者、人类学专家和国内100多名知名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他们从历史学、民族学、文化学等方面，围绕三星堆，就巴蜀的历史与文化，三星堆与周边文化的关系等多个重要课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讨和学术交流。

1986年两个商代大型祭祀坑的发现，两坑上千件国宝重器轰然出世，震惊了世界。英国《独立报》曾撰文称，三星堆的发现“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

1993年，三星堆部分文物首次到瑞士洛桑奥林匹克博物馆展出，其后相继到法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国展出。所到之处，观者如潮。

来自美国纽约大学东亚系的江伊莉教授从1983年就开始接触并研究三星堆文化，这位对三星堆文化情有独钟的学者10多年来已先后6次来三星堆实地考察，发表关于三星堆文化和殷商文明的论文10多篇。她高兴地告诉记者，随着中国在世界上影响越来越大，会有更多的国外学者主动参与到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中来。

关于三星堆文化的渊源，研究者曾作过多种推测。本来在三星堆遗址的下层已发现新石器时代的遗存（考古学称三星堆遗址第一期文化），碳测年代为距今4500～4600年间，只是资料不多，与古城址之间（称三星堆文化或古蜀文明）还有发展上的缺环，所以未被重视。于是有“外来说”，如二里头（夏）文化南传西进说、殷商顽民南逃说等等，但无论从年代学或类型学的分析都只能说明：三星堆文化与夏商有文化上的接触与交流，其它都难以有令人信服的解释。人们又从四川盆地周边地区新石器遗址去寻求，例如对成都平原北端丘陵地区的绵阳边堆山遗址和西南山地的汉源狮子山遗址的发现与研究，可是这些小规模的新石器时代山地村落遗址本来发现就不多，难以与三星堆遗址这样的中心城市的发现相比较。

目前，有关三星堆谜团的破解，学术界仍存在许多不同的意见。

——三星堆文明毁于一场洪水？随着三星堆考古专家的娓娓讲述，我们眼前慢慢凸现出一座巍峨的古蜀重镇。

这是一座无论规模、布局，还是建筑工艺都令人吃惊的古城。整个城址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2000米，南北宽2000米，面积约3．5万平方公里，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至5万之间。而城墙墙基宽达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

而比三星堆古城修建时间晚1500年的古希腊荷马时代名城迈锡尼的面积则仅为三星堆古城的百分之一！

对于这座东方巨城的突然消失的原因，有位专家一语惊人：“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

“从三星堆古城布局看，当时的三星堆颇似今天的成都，北邻鸭子河，马牧河由西向东贯穿全城。”陈德安认为，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择水而居”的理念造就了它的繁荣也埋下巨大的隐患。

“由于鸭子河上游可能夹带大量泥沙，极易造成淤积并改变河道，从而对古城造成危害。”据此推断，三星堆古城极可能系两河河水上涨而毁。

为证实这一推断，三星堆工作站已连续几年采集到三星堆孢子花粉标本，用计算机进行分析，以找到环境植被变化的轨迹，争取早日将这一谜底完全揭开。

——三星堆人是“外星人”？高鼻深目，颧骨突出，阔嘴大耳，耳朵上还有穿孔，表情也似笑非笑，似怒非怒。面对这些造型诡异的青铜器，人们的第一感觉是“不像蜀人”！

一些境外媒体曾用远古外星人来解释这些神秘青铜人的身份。许多游客也对此百思不解。

面对这种疑问，四川省文考所副所长赵殿增指出，古人的地理活动能力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据最新的人类学和考古学的发现推断，大约1万年前，当时的白令海峡还是一片为冰雪覆盖的宽达900英里的陆上通道时，生活在亚洲大陆的先民们就勇敢地由此踏上美洲大陆；语言学家还发现，美洲北部爱斯基摩人和亚洲西伯利亚原住民语言之间至今有太多的相似之处！

不仅如此，中北美洲的考古发掘表明，西北印第安人同古代中国早就有过接触。加利福尼亚海水里发现过中国古代渔民用的石锚；印第安遗址发现过中国古代的金器制品和陶瓷碎片；在墨西哥出土的一些石碗也与中国商周时期外形与纹饰惊人相似……

另外，从祭祀坑出土的70枚象牙等物品来看，三星堆古蜀国当时可能与周边国家甚至更远的地方已有了商品交流。从部分青铜器上带有明显的古波斯风格纹饰和一些陶器酒杯极似欧洲同期出土酒杯外形看，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受到来自西亚、近东、欧洲等异域文化的影响，有了文化采借现象。

对照三星堆出土的金杖、金面具青铜人像，人们有理由做出许许多多的推测。三星堆文明虽然有迥异于中原文明的独特气质，但目前尚无足够的依据来证明这些推测。

为揭开“三星堆人”的神秘面纱，研究人员正在考虑通过DNA技术来对三星堆出土遗骨进行科学测试，以求早日找到答案。

三星堆的千古之谜令人神往，也令人遐想：谜底解开之时，或许就是重新认识评价三星堆文明之时。

1929年，人们在遗址内月亮湾阶地首次发现400多件具有古蜀地方特色的玉璧、玉瑗、玉璋等玉石器。

1934年，华西大学（今四川大学）美籍教授葛维汉带领考古队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发掘。

1953年，西南博物院院长冯汉冀教授等调查三星堆。

1958年，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对遗址进行联合调查，发现大量古蜀文化遗存。

1963年，冯汉冀教授主持遗址发掘工作。

1980年，各方联合开始对三星堆进行大规模发掘，持续性的考古工作由此展开。

1981年，发现大面积房屋基址。

1984年，在西泉坎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文化堆积，三星堆遗址上下限大致确定。

1985年10月，首次发现遗址内的梁埂为人工建造的夯土城墙。

1986年5月，有关单位对遗址进行大规模发掘，将三星堆遗址的年代上限推至距今5000年前。

1986年7月，发现并发掘一号大型祭祀坑，出土文物400多件。

1986年8月，发现并发掘二号大型祭祀坑，出土文物800多件。

1987年5月，两坑出土文物的室内整理工作全面展开，遗址定性为“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

1988年1月，国务院公布三星堆遗址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89年1月，发掘三星堆土堆，确认为人工夯筑。

1990年1月，对东城墙局部进行发掘，发现土坯砖，大致了解到城墙的始筑年代和建筑方法等。

1992年5月，试掘西城墙并得到确认。三星堆古城获得肯定。

1994年9月，发现并发掘南城墙，确定古城区面积在3平方公里以上。

1997年10月，四川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建成开放，全面展示三星堆文物。